日前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上海书展开门首日的系列讲座中，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之路的思考。
　　
　　提出问题:繁荣之道在转变增长方式
　　
　　中国经济在30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，如何保持今后30年的持续稳定增长？吴敬琏旗帜鲜明地提出，中国从经济大国蜕变成经济强国，关键就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，“解决长期发展存在的问题，而不在于短期货币政策的松或紧上。”
　　
　　吴敬琏分析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“短期性”说，当前中国经济过分关注短期的经济走势和政策，往往忽略了长期增长中的问题和策略，也即是经济增长方式中存在的问题。他举例说，去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泡沫飙升，各阶层人民都怨声载道，显而易见，如果继续鼓励海量货币发行和流动性泛滥，很可能造成泡沫泛滥直至在某个时点上破灭。因此说，单纯依靠短期的政策做调整，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出现两难困境：继续用大量货币拉动增长的扩张政策，会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，如果很快采取收紧政策，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下滑、市场不振、失业增加和地方财政收缩。“当前政府很好地运用了宏观智慧，虽然说忽松忽紧的调整很难受，但基本保持了市场繁荣又不至于市场混乱。与此同时，还要把精力放在增长方式的转型上，提高增长效率和产出附加值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。”
　　
　　历史回顾: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之争
　　
　　“讨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，首先要把握发展的理论，否则就会让科学发展观变成一句口号，成了一个什么都能装的大箩筐。”吴敬琏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说，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第一次进行经济结构调整，当时提出降低重工业投资、重振农业、发展轻工业、发展服务业。1981年国务院批准的十大经济方针提出，把经济建设转移到效率提高的基础上来，提出要在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，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。实际情况是，20年里翻两番的目标很快实现了，但“经济效率提高”的前提被忽略了——2001年开始全国出现一个城市化的新高潮，地方政府热衷用大量投资建设拉动GDP，由此也进入了所谓的工业化不可避免的重化阶段，由此引发了“十一五规划”制定前学界大争论：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模式？
　　
　　吴敬琏回顾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说，第一次产业革命后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机器生产，由此带动了重化工业发展，即依靠大量投资拉动增长。经济学研究表明，现代经济的增长与早期经济增长最大区别在于，立足科学基础上的技术的广泛应用。或者用另一种理论解释是，人力资源——人的知识和技能——在生产中的作用提高。反观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，就是如何从早期增长模式转变到现代增长模式上来，归根结底在于广泛提高科技应用，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内涵，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，大力发展服务业，用信息化改造整个国民经济。
　　
　　寻找症结：破解体制障碍推进经济改革
　　
　　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，为什么中国经济转型没有实现？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曾经总结了若干条体制性障碍：一是政府仍然有太多支配资源的权利，地方政府把GDP增长看做政绩的主要标志，促使各级官员自觉或被迫运用支配资源的权利追逐GDP增长；二是财税体制问题，政府的重要支出如社会保障、医疗支出等，事权过分下移，使得官员不得不增长GDP;三是市场不能发挥作用，很多地方至今没有形成一个鼓励创业创新的体制机制。吴敬琏最后提出，关键中的关键是改革，包括经济体制改革、法制社会建设、政治体制改革等。
　　
　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，很多地方仍然没有脱离“赶超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”的思路，政府习惯于组织人力物力，制定和执行规划，结果往往效果不大。吴敬琏提出，技术进步有外部性的因素，例如发明可以促使投资，但一项发明出来后“外溢效果”不可遏制，一定时间必定要广泛运用。因此除了知识产权保护外，政府该出手时还应多出手，比如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多投入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制度环境，而非越俎代庖从事微观经济盈利性经营，政府越过市场直接做创新行为，往往会扰乱了市场秩序。
　　
　　吴敬琏提出政府推动技术创新要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，但这非简单说“小政府”要越小越好，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在发展新型产业上，对产业规划和协调的功能还发挥得不够。比如发展新能源产业，要分析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链的高附加值部分，不能一哄而上照搬照抄，如果没有条件还硬要技术引进，必定会导致重复引进的陷阱，“没有条件不必硬上，有条件就要发挥政府的规划、协调功能，补足产业链的短板，发展其中的高附加值部分。”
　　
　　吴敬琏最后用日本和美国在数字电视产业上成败总结说，新型产业发展、技术进步说到底，还要发挥企业尤其小企业的创新能力，而这说到底要依赖于改革创新——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，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根本在于经济改革的推进。